许广平：一位不朽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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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许广平（1898年—1968年），广东番禺人。
她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
今天，2019年2月12日，是许广平诞辰121周年纪念日。
鲁迅和许广平
大家知道许广平，多是因为她是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伴侣和战友，而事实上她还是一位有名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学生时代她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解放战争时期，她是民主运动的骨干。她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民进中央曾经担任过多年的重要领导职务。
今天，我们来听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先生讲述许广平的故事，以此缅怀。
新知识女性的代表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原名许崇媊，在许家属“崇”字辈。许广平不乐意带“女”字旁的偏旁，父亲就给她改名叫“广平”。原因之一，是希望广东能够太平。因为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广东成为了抗英斗争的前沿阵地。原因之二，是因为唐玄宗时有一个宰相叫宋广平，是历史名人，所以叫“广平”也很吉利。许广平自号“景宋”，因为她母亲是一个澳门侨商的女儿，姓宋，所以许广平用这个号表达对母亲的景仰之情。
鲁迅评论女作家凌叔华的作品时，说她笔下的女性是“高门巨族的精魂”。我套用鲁迅这句话加以改写，称许广平为“高门巨族”的叛逆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解释一下“高门巨族”。
许广平出生在广州高第街，这里有一座聚族而居的大院，里面居住的许姓亲属多达一二百人。许广平的远祖许拜庭是盐号学徒出身，后来发家成为了广东四大盐商之一。曾祖父许祥光，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反抗英国军队进驻广州城，带头捐献了6万两白银购买武器粮饷，成为了抗英爱国运动的领袖。祖父许应骙曾任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要职。杭州岳坟附近有他题写的匾额。父亲许炳枟，属庶出，体弱，不善经营，在大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跟鲁迅的父亲有些相似。
在许广平的亲属中，鲁迅提到或接触过的有三位。第一位叫许应骙，许广平的叔祖，曾任闽浙总督，著名的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分子。鲁迅在南京求学时，由于接触新思潮，他的叔祖父周椒生就强迫他抄写许应骙参奏康有为的奏折。鲁迅曾跟许广平开玩笑，说他“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第二位叫许崇智，许广平的堂兄，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鲁迅跟许广平恋爱时，他担任过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位叫许月平，许广平的妹妹，曾协助鲁迅在广州开设北新书屋。
说许广平是高门巨族的叛逆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二是放足，三是抗婚。
按广东旧俗，“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学点刺绣，多少识几个字，能写封家书，就足够了。但许广平却跟家里的男孩子一起读书，不仅用广东话读，而且学习北方官话；不仅读《四书》《五经》，而且读课外书，甚至到图书馆读新书报。这在守旧的大家庭无疑是一种叛逆行为。
缠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陋习，反映出封建士大夫一种扭曲的心理和审美观。缠足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源于宋朝。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菩萨蛮》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然而，缠足毕竟是一种摧残少女正常发育的行为，试想，用一条八尺到一丈的大布条，把一个四五岁女孩的双脚狠狠缠住，两个月中逐渐让脚缩成三寸金莲，从此不能正常行走，这是一种何等残酷又何等愚昧的行为！
许广平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中一位姐姐外号叫“玉观音”，脚裹得很小，到书房读书全靠老妈子背着，结果9岁就夭折了。许广平8岁那年，妈妈先用针为她穿耳，接着就是缠足。许广平用大哭大闹的方式反抗。许广平的妈妈就是小脚，刚结婚时绣花鞋可以立在酱油碟子里。但是，许广平诞生时，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倡导维新变法，其中就包含了“戒缠足”，而且出现了戒缠足会一类民间团体，许广平的父亲比较开明，支持许广平反抗缠足，对她妈妈说：“你是胖人小脚，走路要靠两个丫头搀扶，女儿将来若嫁了乡下人，缠了双足岂不受苦。”后来父亲把许广平抱到祖母那里，替她解开缠脚布，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许广平的父亲在缠足问题上比较开明，但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最不应该的是，许广平刚出生三天，父亲喝醉了酒，竟在头脑发昏时把许广平许配给了一个劣绅的儿子马天星。那家人在乡间为非作歹，口碑极坏。许广平的父亲虽然内心反悔，但仍收下了马家的聘礼。许广平懂事之后，从家中一个老仆人口中得知此事，内心受到极大摧残，想拼死反抗。后来知道拼死不能解决问题，女性只有具备独立工作能力，人格才能随之独立。1917年，许广平父亲去世，许广平投靠在天津的姑妈，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第二年获得了公费。后来马家催婚，在二哥的帮助下，许广平于1921年彻底解除了婚姻。从上可知，许广平是一位叛逆的新女性。反抗旧礼教，反抗旧社会，这就是她跟鲁迅结合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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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文集
《两地书》的出版
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收录的是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至1929年间的通信，共135封，其中鲁迅信67封半。
第一集收1925年3月11日至7月30日的通信。当时许广平是位于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鲁迅是该校的教授，寓所在北京西城阜孔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第二集收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7日的通信。当时许广平在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第三集收1929年5月14日至6月1日的通信。当时鲁迅从上海到北平探亲，身怀六甲的许广平留在上海———这是他们同居之后第一次离别。鲁迅还有7封致许广平信未收入《两地书》，写于1932年11月13日至同月25日，其时鲁迅第二次从上海到北京探亲——这是他们同居后的第二次离别。这7封信未曾结集的原因，估计是当时《两地书》已经编就。
《两地书》有三种版本：
一、《两地书》通行本，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初版。青光书局是北新书局的另一名义，此书后收入《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
二、《两地书》原稿，先后收入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真迹》，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全编》，2005年人民文学社又将原稿收入《鲁迅全集》的书信卷。
三、《两地书》誊抄本，为53岁的鲁迅用工笔楷书在宣纸上手书，作为留赠孩子的纪念，后收入《两地书真迹》。
《两地书》
这三种版本，通行本与誊抄本差别不大，但原信跟通行本有不少差异。主要是鲁迅编选《两地书》时对全部通信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隐去了一些人物的真名（如将“顾颉刚”改为“朱山根”，“黄坚”改为“白果”），删去了一些广州时期派系斗争的内容，特别是对许广平信件中的文字进行了一番润饰，但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并无改变。
早有研究社指出，《两地书》还应该视为一本严肃的社会评论集。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该书写作的时间段虽然只有四年；即使加上鲁迅生前未曾结集的1932年通信，前后也不过七年。但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权建立、国内战争爆发等剧烈震荡。这些书信涉及了广泛的历史事件，如国际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的辛亥革命、二月革命、北伐战争、五卅惨案以及包括女师大风潮在内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对于历史问题、教育问题和文艺问题，作者都进行了精到的评论。
作为学生和寻路者，许广平向鲁迅询问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鲁迅的回答不仅对许广平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读者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鲁迅告诉许广平，跟旧社会战斗宜进行“堑壕战”，而不应赤膊上阵，即使身处“黑暗与虚无”的境遇，也要进行绝望的抗争，“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1925年3月18日信）。在谈到自己的处世原则时，鲁迅谈到自己奉行的是“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926年10月28日）这些话也应当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圭臬。研究鲁迅生平经历、思想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认为《两地书》中有许多精当的社会评论，并不意味着鲁迅对一切人和事的批评都可以作为定论。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许多本质和真像往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显山露水，任何人最终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旅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有一贯性，也有差异性。《两地书》写作之初并无公开发表的动机，是具有相当私密性的文本，其中对一些人物的褒贬是鲁迅个人对评议对象一时一地观察的印象，更不能视为对其人的盖棺定论。
携手同行人生路
毋庸置疑，鲁迅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作为鲁迅先生的伴侣，许广平也在鲁迅的事业中获得了永生。许广平说，对于鲁迅著作，她有许多异乎一般读者的感情。她跟鲁迅共同生活之后，鲁迅每一种译著的出版，往往是鲁迅跟她共同校对。她在校对上要多费些功夫，而鲁迅主要负责确定编排格式、选择字体，出一本书往往经过六七个校次。
在煌煌巨制《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当中，有些作品是鲁迅和许广平共同完成的，除开前文提及的《两地书》之外，还有译文《小彼得》。该书由德国女作家至尔·妙伦著，许广平译，鲁迅校改并作序。鲁迅跟瞿秋白合编的《萧伯纳在上海》，搜集资料和校对也主要靠许广平。
此外，鲁迅有些作品的单行本也是由许广平选编的。比如《夜记》，1937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收1934年至1936年鲁迅杂文13篇。后来这本书所收诸篇分别编入了其他杂文集。《夜记》是鲁迅生前想编的一本杂文集，早已登过预告，许广平编选此书是为了完成鲁迅的遗愿。《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第13本杂文集，内收鲁迅1936年创作的杂文35篇，即鲁迅生命最后一年的著作。鲁迅生前作了一些编集的准备，由许广平最终完成，于1937年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
《鲁迅全集》
许广平参与编辑的鲁迅著作中，最重要无疑是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本）。这部书600余万字，囊括了鲁迅的著作和译文，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装帧精美的“现代中国社会百科全书”。许广平有一篇长文，叫《〈鲁迅全集〉编校后记》，详细介绍了这部经典的诞生过程。这部书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复社主持出版，并代理发行。集稿、抄写、编辑、校对各项工作许广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特别是负责全书的二校（以手写本和初稿本为据），态度极为谨慎。《鲁迅全集》后来又出了若干版，如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但都是以1938年版为基础。周海婴先生曾回忆了第一部《鲁迅全集》的诞生过程。他说，当时全集的编校工作在许广平霞飞坊六十四号（现为淮中路927弄）寓所的客堂和亭子间进行。协助编校的人很多，空间狭小，因此桌椅相接。如要出进，旁边的人需要起立挪位。中午吃的是包饭，甚至吃的路边摊。
由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包含了鲁迅译文，规模大，成本高，售价因而不菲。但一般读者对鲁迅译文的需求相对要少。鲁迅临终前，曾有意编一本《三十年集》，收录他从1906年至1936年的著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杂文以及研究、辑录、考证古籍的著作，共29种，30册。于是，许广平又编校了这套《鲁迅三十年集》，于1941年10月出版，以纪念鲁迅逝世5周年。由于这套书是平装单行本，庄重大方，售价低于包含鲁迅译文的《鲁迅全集》，深受读者欢迎。
鲁迅著作中有一个特殊部分，就是书信。书信是鲁迅跟亲友之间直抒胸臆的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创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鲁迅书信散存在受信人手中，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未能妥存。因此，征集鲁迅书信，就成为了保存鲁迅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任务。鲁迅去世不久，许广平就登报征集鲁迅书信，先后惠寄的信有800多封，计通信者70余位。由于不少受信人希望许广平阅后能退还原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又无法一一拍照或复印，许广平在杨霁云先生帮助下只好选择了复写抄存的办法，一次要力透五层纸，以至抄写者的右手中指很快就磨出了硬茧。1937年《鲁迅书简》出版，仅收69封鲁迅书信。1946年10月，许广平编辑的《鲁迅书简》出版，共收入鲁迅1923年至1936年致77位亲友的书信55余封，为今天《鲁迅全集·书信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迅一生致亲友的信估计有6000多封，但至今搜集出版的只有1333封，许广平当年一人能征集到860多封，后来捐赠鲁迅博物馆的竟至982封，可见是很不容易的。
鲁迅的文化遗产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日记。日记是鲁迅生活的忠实记录，撰写鲁迅传记、编写鲁迅年谱、考订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的社会交往和读书生活等等，通通离不开鲁迅日记。鲁迅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留学日本期间，也写过《扶桑日记》，但生前保留的仅有1912年至1936年的日记。鲁迅去世之后为妥善保存《鲁迅日记》，许广平先存在银行保险箱内，后想抄出一个副本保存，便临时取回家。不料日本宪兵队作为许广平的罪证带走，获释退还查搜之物，一清点，失去了其中1922年的日记。幸亏鲁迅友人许寿裳抄录了若干条，现在已附录在《鲁迅全集》中。
编撰《鲁迅年谱》，是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另一贡献。年谱是一种工具书，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故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鲁迅去世之后，海内外很多读者都想了解他的生平，但鲁迅的自传过于简略，而且都不完整。1937年10月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需要收录一篇《鲁迅年谱》，由许寿裳、周作人、许广平共同完成。周作人撰写的是1912年以前的部分，北平、厦门、广州时期由许寿裳撰写，上海时期由许广平撰写。许寿裳总其成，其间鲁迅母亲也提供了他童年时期的一些史料。这部分年谱虽然简略，但材料准确、宝贵。许广平在编撰过程中表现了一种高度求实的精神。比如，许寿裳撰写的1927年10月条目，原文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改成了“与许广平同居”这六个简明的字。许广平感激许寿裳的好意，但她认为这些修饰语都是不必要的。
如何理解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人逝去后灵魂是否仍旧存在？对于这种终极性的问题，鲁迅生前就进行过思考。在《祝福》这篇著名的小说里，鲁迅借主人公祥林嫂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根据我的理解，人的生命可以划分为肉体与精神这两个层面，任何人肉体的生命都有终结的一天，会迅速腐朽，化为尘埃。但人精神层面的生命却可以持久而永恒。鲁迅颂扬的那些从古以来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都是精神不死的人。鲁迅的作品和精神都是不朽的，而许广平的生命已经跟鲁迅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她的事业已经融合在鲁迅的事业当中。所以，她成为了一位20世纪中国不朽的女性。
来源：人民政协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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